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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清代射艺丛书》

武术网资料:提要:中国是世界上发明弓箭最早的国家之一,漫长的历史进程中,逐步形成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“射学”,产生了许多关于射箭的理论和著述。中国射书内容丰富,史料与文化价值很高,是一宗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。可惜重文轻武的文化偏颇使射书长期遭受冷遇,不被传统的文献学研究所重视,有的失传了,有的则被搁置一边,无人问津。本文是古代射书的目录考证之作,作者以独特的学术视角和严谨深切的治学风格,通过博览群籍,探颐索隐,条分缕析,编列出古代射书目录凡120种,并对其中多数图书进行了相关史事的考证,多有言前人之所未言者。文章内容宏阔,篇幅较大,是中国兵器史和文献学的力作,也是武学和民族传统体育史的基础之作。
关键词:射学、射书、礼射、射不主皮、贯革、射法、
弓箭的使用,曾经是古代社会生活中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,这在全世界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是一样的,中国自不例外。
弓箭是冷兵器时代最具威力的武器,也是游牧民族最重要的生产工具。弓箭的制作、装备、保存和发射技艺的训练、传承,不仅是直接关系到民族、国家兴衰存亡的大事,也往往是科技水平的重要标志。此外,射箭活动又孳衍出教育、体育、游艺、交流等多种社会功能,不断地扩大其文化涵盖面。总之,射箭悠远的历史和它不断演变增益的技术体系,以及从中延伸出来的一系列文化活动,如仪礼、装饰、佩服、馈赠、竞技、考试,还有大量相关的著述、诗文、图画、工艺、歌舞等等,构成了一个领域宽广而内涵缤纷多彩的文化现象。对之,国外早就有人将它称之为“弓箭文化”,将它看成是一门传统的技艺和学问。随着历史变迁和时代的长足发展,弓箭作为武器和生产工具的作用早已黯然消失,但它丰富的文化内涵却一直受到人们的珍爱,甚至被一些民族或一些人顽强的保存下来,世代相传,形成传统,不断吸引全世界的学者和爱好者深入其间,流连忘返。射箭的体育价值今天依旧存在,并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发展着。
考古学证明,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拥有弓箭的国家之一,著名的山西朔县峙峪遗址发现的石箭镞,证明中国在旧石器时代的晚期就已经在使用弓箭。(1)中国远古的传说中,总是把弓箭的拥有视为中华文明起始的标志之一。《易》云:“神农氏没,黄帝、尧、舜氏作,……弦木为弧,剡木为矢,弧矢之利,以威天下。”这是把弓箭的创始视为早期国家产生的标志。(2)古人还总是把弓箭的发明同一些传说中的杰出人物——黄帝、挥、后羿、牟夷、逢蒙等联结到一起,所说不一而足。(3)商、周时代,特别是西周,射箭是贵族的基本技能,是最主要的教育科目。围绕着各种各样的射箭活动,逐步形成了大射、燕射、乡射等一整套礼射系统。这是一个以射为中心的多功能的综合系统,有着十分深厚的文化含蕴,其中包括我国早期的体育文化形式。西周的学校,所谓庠、序、学、校等,其实都是习射的地方,也是通过学习射礼来提高人文修养的地方。(4)这一古老的传统,春秋时代被伟大的教育家孔子所积极弘扬。众所周知,“射”是孔子授徒的“六艺”之一,他说过,“君子没有什么可争的事情。如果有所争,一定是比赛射箭吧!……而比箭也应该是很有礼貌的。”孔子本人也颇以善射自许。有人叹息孔子的博学多能,孔子听了以后却认为自已真正有把握的只是射、御两项技能。(5)《礼记·射义》载:“孔子射于矍相之圃,盖观者如堵墙。”但,孔子更看重“射以观德”的教育功能,把射看成是学习礼仪和培育“君子”行为规范的重要手段。有鉴于习射者“力不同科”,即个人体能有很大差别,他倡导“射不主皮”的竞技理念。实际就是更加注重射箭活动的参与,而并不以追求“贯革”和比赛的名次为主要目的。(6)这些理念体现了孔子的体育思想,对中国射学的发展,特别是对以射为主的我国古代竞技活动产生了十分深远影响,由此形成中华民族独特的竞技体育文化。
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的国家,射箭是不同民族之间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,也是重要的交往手段。因此,中国射箭具有各民族各具特色而又不断融会贯通为一个整体的特点。
总之,射箭在古代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,特别是它的军事功能和教育功能,注定了它必然会成为一项备受重视并世代传承的技艺,并且会逐步发展成为一门有师承有系统的学问。中国古代,有关射箭的学问通常被称之为“射学”、“射艺”或“射法”等,其中以“射学”最为恰当,用得也最多。  
射箭之所以成为“学”,一个重要的标志是它拥有许多著述,或者说它逐步形成了一个理论与技术相辅相成的文献系统。
古代射书大至可分为两大系统。至于与射箭有亲缘关系而实际上已另辟蹊径的投壶、弹弓等,也都是有一定的著述留下来,但我们将它们划为另类,不准备收在射书范围内。
第一个系统属于所谓“礼射”范畴,即主要是三礼——《仪礼》、《礼记》、《周礼》中关于西周天子、诸侯和士大夫们从事礼射活动的记述,以及后代学者对这些篇章的注疏发明之作。注疏以汉、唐经师之作为主,唐以后的儒家学者,特别是清代学者对汉、唐注疏又多所发明,成就卓著。这类射书的中心内容是诠解古代射礼的每一个细节,多数专注在章句训詁上,而不是讲解射的技术。有些也试图通过自已的讲解来恢复和贯彻孔子的礼射理念,讲究射的礼仪程序,宣扬“揖让而升”的道德风貌,以达到封建教化的目的。这个系统的著作量相当大,目前我们还不能详言其数量,还需要另作清理。
第二个系统则是讲究“贯革之射”的军旅实用射法,以及民间的纯技术的射箭论著,相对于文质彬彬的礼射,这种射往往被人们称之为“武射”,是更具有实用性质的射箭活动。这方面的著述是古代射学文献的主流,在数量上也明显占有优势。由这两大系统构成的古代射书,其内容相当宽阔,从弓矢的选材、制作与保养,到射的基本训练与高超经验的传授;从纯军事性质的步射骑射和各种弩射,到历代官私学校的礼射和士大夫们的游艺活动,还有科场考试和民间习射等等,差不多方方面面都有专著产生。有的是由官方颁定的,而大多数则出自各式各样的射家之手,其中有民间人士,但更多的是久在戎旅的军事将领。经过了漫长历史的积累,有关射箭的各种著述终于汇集成为一个独立的文献领域。
总体上说,我国古代射书的数量并不算很大,在浩如烟海的古典文献宝库中,它只占小小的一角之地。特别是汉以后,射书越来越不被文献目录学家们所注意,大多数不被著录;晚近以来更是尘封架上,自生自灭,境遇凄楚。但,只要我们深入其中仔细考察一番,就会发现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有特色有价值的古籍群落,里面蕴藏着大量的历史信息和文化资源,有许多鲜为人知的学问,称得上幽谷藏秀,自成佳境。我国拥有数量如此众多的射学文献,在世界射箭史上绝对独一无二,这是一份珍贵的民族遗产,我们应当珍惜并引为自豪。
古代射书的书目,最早见之于班固《汉书·艺文志》。
众所周知,汉志是沿袭西汉刘向的《七略》而来的。《七略》设“兵书略”,又据汉成帝时步兵校尉任宏的分类方法,将“兵书略”图书分成权谋、形势、阴阳、技巧四个分支,有关弓弩的书都归在“兵技巧”。何谓“兵技巧”?汉志云:“技巧者,习手足,便器械,积机关,以立攻守之胜者也。”(7)显然,这部分图书都属于具体的军事技术的著述,有的是直接的,如各种射书和《剑道》等;有的是间接的,如《蹴鞠》、《手搏》等。汉志用“习手足,便器械,积机关”九个字来概括“兵技巧”的主要特征,可以说是言简意赅,十分精要!
汉志“兵技巧”共十三家,百九十九篇。秦火之后,先秦兵技巧图书应该所存极少,故汉志所收此类书应当多是汉代人的作品。其中射书八种,五十一篇,约占“兵技巧”图书的四分之一多。这八种书大致包括弓射、弩射、连弩射、弋射四种射法,应该说汉和汉以前最主要的几种射法基本上都有了。各书中虽有依托传说如《逢蒙射法》者,但多数以精通射艺的名将为标题,如西汉的李广、王围。另有阴成通和“护军射师”王贺二人,虽名不见经传,但必定确有其人,都应该是当时以射术“立名天下”的专家。(8)从这方面看得出来,射书从一开始就有务实求真的特点,因为它毕竟是一门立见高低的实用之学。“兵书略”的设定者任宏无所考知其生平,他对兵书的四类分法卓识不凡,尤其是兵技巧类的设立,乃是兵书目录史上非常一个了不起的创举。
《隋书·经籍志》是继《汉书·艺文志》以后最重要的国家图书目录。(9)隋志实行经、史、子、集四部分类法,射书被归之于子部兵书类,显然这是对汉志的继承。然则,汉志所著录的八种射书在隋志中竟无一存在,说明这些书在隋以前都已经亡佚,这应该是魏晋南北朝长期战乱造成的恶果。隋志所著录的射书也仅仅只有南朝梁的《马射谱》一种,并且只是在一条注释是提到而已,并特为注明:“亡。”这说明魏晋间兵连祸结,战无宁日,虽然民族冲突促使骑射技艺突飞猛进,但人们对射学的总结研究却比不上汉以前。隋志承继汉志传统,除射书外,还将诸如投壶、棋势、杂博戏一类书也归在兵书类,继续视这类图书为“兵技巧”类。
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沿用隋志的四部分类法,兵书属子部第十,凡收书四十五部,二百八十九卷。但我们考察其书名,竟没有一部属于“兵技巧”的书,也没有一部射书。而值得注意的是,与射箭有“亲缘”关系的《投壶经》一卷,隋志归在兵书中,《旧唐书》则改属子部杂艺类。这是一个信号,预示着射书在目录学归属上将出现变化。果然,宋人修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的子部兵书类里就没有了射书的地位,也未收任何其它一种“兵技巧”的著述。所有的射书——如在中国射史上产生过深远影响的王琚《射经》,以及张守忠《射记》、任权《弓箭论》等,统统被划归“子部杂艺术类”。与之同类的是书画、博戏、棋品及各种描绘宫廷生活的美术作品等。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郑樵《通志·艺文略》、马端临《文献通考·经籍考》,以及宋代公私几种重要的目录书里。(10)对射书而言,这是一个重要变化。在我看来,表面上这是个矫枉过正之举,实质上是宋朝重文轻武的文化偏向在文献目录学上的反映。尽管这种偏向早在宋朝以前就已显露端倪,不能说宋人是始作俑者,但宋朝一力提倡的“右文”政策张大了这种偏向,使之逐步酿成为一种思潮,一种全社会的价傎取向。宋代文人将鄙薄武人和武文化的观念渗入文献学领域,渗入国家和私人的图书收藏与鉴赏系统里,从目录学上使之“制度化”了。
射是国之大事,是关乎国家民族盛衰存亡的大事,所以从来都受到国家重视,优秀的射手则普遍受到社会崇拜。这在先秦典籍中有非常充分的反映,纪昌学箭的故事,养由基“百步穿楊”的故事等等,都是当时人人所熟悉的。秦、汉以来,劲弓强弩是中华武备之长技,是中原王朝抗拒周边少数民族——特别是北方和西北少数民族的重要手段。(11)所以汉、唐王朝无不郑重其事,大力提倡,使习射之风遍布朝野。到了宋代,史家和文献学家们竟将它视同“杂艺”,实际上是视为“末学”,硬是从传统的兵书类属中挤出来,放到与博奕之类同起坐的尴尬位置上。这是何等浅陋而可悲的观念!相比于汉志和隋志的图书分类来,宋人的改动不但毫无道理,而且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。
宋代射书的数量明显增加,种类也有所增多,这在元人编纂的《宋史·艺文志》里有所反映。(12)可惜除了一些支离破碎的零星字句之外,竟无一部整书传存下来,特别是讲射法的书。以弓马雄劲得天下的元朝很特殊,几乎没有留下任何一部当朝人撰写的射书,清人补写的多种《元史艺文志》中也略无踪迹可寻。这是否与元朝曾严格禁止民间持有弓箭和从事射猎有关?尚待考求。
及至明、清,特别是清代,射书才又大量出现。实际上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古代射书,就主要是明、清两代的。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射成了武举考试的重要科目,民间习武人士如不认真学射则无进身之机,于是为科考服务的射书便应运而生。而射的体育化倾向不断深化,民间教射习射活动的广泛存在,也为这类图书提供了市场。书贾有利可图,辗转稗贩便十分活跃,这也必然地影响到此类射书的质量。但是,在火药武器已经赫然登上历史舞台,佛朗机、鸟铳等已经显露威力,被尊之为军中第一利器的时代,弓箭的作用却仍然受到重视。这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。一些杰出的军事家,像俞大猷、戚继光这样的先进人物,也还在汲汲传播正确的射法,借以提高军队战斗力。只是这一交替的过程太过漫长,竟一直延续到了晚清,延续到面对英国人的坚船利炮。另外,明清间一些民间人士,因为各式各样的原因——不排除好古心态和喜好健身的缘故,也潜心研究这门学问,其中也不乏高质量的著作,有些甚至高出某些陈陈相因的军旅著作。总之,明、清射书数量较大,存在转相抄袭、参差不齐的问题,但其中仍有相当一部分是出自专门名家的精心之作,不仅被当世有识之士所推重,其影响甚至远及海外,在日本、朝鲜都多有翻刻。
至于礼射方面的著作,主要是对“三礼”射仪内容的注释和演绎,明、清文人乐此不疲,各有解说,所作甚多。但大都附见于某种解经著作中,独立成书的并不算多。这部分射书虽与直接用之于战争的“贯革之射”不可以相提并论,但它在延续着古老的儒家文化传统,无论从教育史和民族体育史的角度看,都有很值得探研的价值,其中含载着的悠远深长的人文精神,直到今天仍有继承发扬的意义,对促进所谓“人文奧运”极具现实意义。所以,这部分书同样是整个中国射学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,同样应当受到重视。今天,当我们举目看到日本、韩国倍受本国人民敬重和喜爱的“弓道”运动时,面对日、韩的“弓道”正在走向世界的现实时,我们不能不为我们早已不见了踪影的礼射感到惋惜,感到一种强烈的历史失落感。
明、清射书的文献学地位并不高,一直不被学界所重视。首先,明、清两史的艺文志所收射书都非常有限,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。尽管后来不断有人为之拾阙补遗,但仍然大有缺漏。一个重要原因是明、清私人藏书家一般都不收藏此类书,无虞数十百家的明、清私家藏书目录中,射书入目者指不数屈,寥若晨星!这使得正史艺文志的编者和补者们都无从采撷,只好阙如。作为《明史·艺文志》基础的黄虞稷《千顷堂书目》,所收射书不过三、二种而已,无怪乎明志也是如此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只收了明代射书两种,而且都放在“存目”中。馆臣不改宋人陋见,仍然将射书归之子部艺术类杂技之属,并且以轻描淡写的口吻写道:“射法,汉志入兵家,文献通考则入杂技艺,今从之。”(13)如此而已!我们不妨读读清朝皇帝们——特别是康熙、雍正、乾隆那些“弓马骑射乃我满洲至要之材技,必须鼓舞教训,不时操练,以臻精锐”的连篇累牍的上谕,(14)还有清朝关于武举考试中马步试射的一系列则例、规定等等,就不难悟解其中的道理——说到底还是为了防民,用贬抑尚武精神的办法消沉民气,防微杜渐。不然,《四库全书总目》曾经乾隆本人亲自审读,他甚至多次翻阅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的《四库全书》,挑出不少书中的错误,为什么这位一向提倡骑射不遗余力的“圣明天子”却并没有对射书的目录归属提出疑义,难道他也认为骑射是等同博奕的杂艺?且不谈以射书为“杂技之属”的荒诞不经人人举目可辨,就是以崇尚考证之学的乾、嘉学术风气而言,例从汉志也要比从《文献通考》高明而堂皇得多吧!足见无论是乾隆,还是四库馆臣们,都在有意蹈袭宋人的失误。
清儒对古代文献进行了差不多是全方位的清理。重点当然是先秦及汉魏典籍,但触角几乎涉及到了古籍的每一个角落,以至“杂艺”类的各种书都有人进行考察、收藏、编目,有的还被收入某种丛书里,使之得以传存下来。但,迄今我们没有发现有谁曾经清理过古代的射书和其它的武艺书,有那位藏书家注意到了这类图书的庋藏与整理。不必说,明、清射书本身就不大可能引起嗜古成癖的清代学人们的注意,就是像三国缪袭的《尤射》、唐人王琚的《射经》,如此珍稀的射书也很少有人给予过关注,更不要说整理刊行,以至至今犹如“断烂朝报”,难以卒读。四库馆臣在为北宋《武经总要》所写的《提要》在不经意中提到,宋代由国家编写的兵书只有一部《武经总要》传存下来,另有“《造甲法》二卷,《造神臂弓法》一卷,尚载《永乐大典》中。”(15)然而馆臣并没有将这些重要的典籍从《大典》中辑出来,也就是说四库馆臣从《大典》辑出来的三百多种佚书中,并不包括《造甲法》和《造神臂弓法》,以至于二书随着《大典》永远地消失了。这都反映了清代文人对射书兴趣索然,实际上是对武艺类图书根本上心存鄙夷,不屑一顾。重文轻武,由来已久,积重难返,所以我们也就不必责难清人了。遗憾的是,这种漠然置之的态度使得许多射书遭遇失传的厄运,宋以前射书几乎一无传留便是显证。就是幸存下来的明、清射书,绝大多数也都是孤本、抄本,或是只有数量极少刻本星散在海内外,这给研究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。总之,从汉志的“兵技巧”到四库的“杂技之属”,在不断丰富和完善的中国文献学体系里,射书却是走着一条形单影支、每况愈下的道路。我曾经认为,武艺类图书的窘境,读书人对这类图书的一无所知,乃是中国封建文化中最难让人理解的悖谬现象之一。
当代,第一个对古代射书进行摸底研究的人,是已故学者唐豪。
唐豪,字范生,号棣华,江苏吴县人。生于1897年,卒于1959年。民国年间曾任中央国术馆编审处处长,解放后曾受聘为国家体委顾问,主持中国民族体育史的研究工作。唐豪的本业是律师,以曾经為“七君子”的勇敢辩护而闻名全国。但他一生热心于民族体育史的研究,著作甚多,成就蜚然,是我国民族体育史和中国武术史学科的主要创奠人。40年代初,唐豪在卫聚贤主编的《说文月刊》第2卷上发表长篇考证文章《中国武艺图籍考》,这是我国学术界第一篇从文献学角度研究中国武术史的名作,内容充实,考证严谨。但由于《说文月刊》流布不广,影响到这篇论文的读者面。唐豪在文中将古代射书分成“射”和“仪节”两个部分,前者指军中和民间实用性的射艺,后者则专指“礼射”。两个部分共收清以前射书书目约八十余种。唐豪对其中一部分进行了相关内容的考证,多有卓见。多数则仅列书名,未及深入考证。还有一些只是某些兵书的篇章而已,不曾独立成书,不免有收录宽泛之失。但这毕竟是我国第一个射书目录,其创轫发端之功自不待言。50年代末,唐豪主编《中国体育史参考资料》,他在第5辑上又发表了《我国体育资料解题》一文,文章的第二部分是“射法”,内容是对十九种古代射箭图书的“解题”。(16)这其实是唐豪对《中国武艺图籍考》射书内容的改写,而改写后比之原先无论是体例和考证,都有明显提高。十九种射书都是唐以前的,他在附注中说:“唐以后总结经验的射书,有七、八十种之多,解题待续。”不幸的是,不久后唐豪因积劳成疾,遽归道山。他独力支撑的民族传统体育史的研究工作后继无人,停顿下来,就连《中国体育史参考资料》也出到第九辑便嘎然而止。自然,唐代以后七、八十种射书的“解题”也成了唐豪未了的遗愿。
唐豪还曾经致力于古代射书的整理出版。1940年4月,在唐豪推动下,上海国术协进会编辑了《清代射艺丛书》,由现代印书馆出版发行。丛书原计划收清代稀见射书八种,分成甲、乙两集,每集各收书四种。后由于财力不济,只出版了甲集,收清顾镐《射说》、李塨《学射录》、黄百家《征南射法》、刘奇《科场射法指南车》四种书。唐豪为丛书写了序,还在每种书前写了简短的提要,说明了原书的收藏者等。自上个世纪以来,这几乎是唯一的古射书丛书,尽管规模不大,所收射书也仅限于清代,又未能按原计划出齐,但唐豪的苦心孤诣至今令人感佩不已。
近几十年来,对古代弓弩和射法的研究上,古兵器史的前辈专家周纬做了不少工作,他成就甚多,对中国古兵器的研究成果则主要反映在《中国兵器史稿》一书中。该书各章都有专讲“射远器”的内容,文献和实物资料都比较丰富,将分见于各章的射箭内容串起来读,大致可见中国弓弩的发展历程。但《史稿》成书比较早,建国后的许多考古发现未被采用,许多新的研究成果未被吸收。(17)近年,杨泓先生对弓弩历史也有非常深入的研究,他充分使用考古资料,集中研究汉以前弓弩的发展演进和主要特点,提出不少很有说服力的观点,总体上较之前人有更大的推进。(18)除此而外,考古学界关于弓弩的专题论文亦复不少,因散见在各有关刊物上,难以备述。
寓居香港的美国学者谢肃方(Selphen Selby)先生,于2000年出版了英文版的《中国射术》(《Chinese Archery》, HongKong University Press)一书。这是迄今为止我所见到的唯一一部系统研究中国射史的专着。这部书的最大特点是不但广泛征引了考古资料,而且还充分征引了中国古代的射书,特别是明、清两代的射书。作者对其中若干重要的射书做了详细考证和引录,而其中有些是稀见书,是笔者在读到《中国射术》之前所不知的或知而未见的。于是这部书同时又具有了研究中国古代射书源流的性质。特别需要指出的是,在读到《中国射术》之后,我主动与谢肃方先生取得联系,向他征询几种稀见射书的海外收藏情况。承蒙谢肃方先生慷慨支持,当即给了我多种复印本,从而使本文得到重要的资料补充。在此,我向谢肃方先生表示真诚的谢忱。
本文是笔者研究中国射史的一篇文献目录的考证之作,是探讨中国射史和民族体育史的一项基础性工作。迄今,我搜集到我国古代射书书目凡121种,其中已经亡佚了的54种,存佚暂不清楚的8种,存世者的有59种。虽然这项工作我已经做了多年,可以说很费了些气力,但限于自已的学术水平,也限于图书搜求的诸多困难,相信还一定会有不少的遗漏,甚至会有眉睫之失。所以,我所提供的只能是我国古代射书的一个基本目录,希望它大致上可以反映我国古代射书的概况,也希望通过我的粗浅的考证,能约略展现我国古代射学发展演进的某些轨迹和特点。今后,我还会在现有的基础之上继续补充和提高,使之逐步趋于完备。我真诚希望海内外博雅君子随时给予指正和补充。
本文在一定意义上是我对唐豪未竟之业的一个继续,它包含着我对这位特立独行的学者深深的纪念之情。
1、《逢门射法》二篇,撰者佚名,佚。
《汉书·艺文志·兵书略》兵技巧着录。唐颜师古《注》曰:“即逢蒙。”《史记》卷128《龟策列传》:“羿名善射,不如雄渠、蠭门。”裴骃《集解》云:“刘歆《七略》有《蠭门射法》也。”据此,《汉书·艺文志》所著录的《逢门射法》是从《七略》中移录过来的,亦见此书西汉已出现,疑是先秦人依托逢蒙所撰写的射书。关于此书,宋王应麟《汉书艺文志考证》、清姚振孙《汉书艺文志条理》,及陈国庆《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》,以及唐豪《中国武艺图籍考》、《我国体育资料解题》等均有所论列。
按,逢蒙是古代传说中的著名射手,他的名字和事迹在先秦典籍中多有所见,但各说不一。一说逢蒙曾学射于后羿,后杀羿。《孟子·离娄下》:“逢蒙学射于羿,尽羿之道,思天下唯羿为愈已,于是杀羿。”赵歧《注》:“羿,有穷后羿,逢蒙,羿之家众也。《春秋传》曰:羿将归自田,家众杀之。”清儒焦循《孟子正义》:“古司射之官多名羿,故赵氏明此羿为有穷后羿,非他司射者也。”(19)《荀子·王霸》:“羿、蠭门者皆服射者也。”王先谦《集解》引清儒郝懿行曰:“蠭门,他书或作‘逢蒙’,蒙、门音转,实一人耳。此及《史·龟策传》作‘蠭门’,《汉·艺文志》作‘逢门’。‘逢’即‘蠭’字之省。古读蠭、蓬同音,故逢门之逢亦读如蓬。”(20)先秦文献又作“蠭蒙”,《吕氏春秋·具备》:“今有羿、蠭蒙,繁弱于此,而无弦,则必不能中也。”汉高诱《注》:“羿,夏之诸侯,有穷之君也。善射,百发百中。蠭蒙,羿蒙,羿弟子也,亦能百中。繁弱,良弓所出地也,因以为弓名。”(21)一说蠭门学射于甘蝇,射甘蝇。《吕氏春秋·听言》:“造父始习于大豆,蠭门始习于甘蝇,御大豆,射甘蝇,而不徙人以为性者也。”《列子·汤问》:“甘蝇,古之善射者,彀弓而兽伏鸟下。”(22)一说逢蒙是射法的创始者,清张澍辑本《世本》:“逢蒙作射。”张注:“《世本》言逢蒙作射者盖作射法也。”我以为此说比较有道理。(23)
2、《阴通成射法》十一篇,撰者佚名,佚。
《汉书·艺文志·兵书略》兵技巧着录。清姚振孙《汉书艺文志条理》卷4:“阴通成未详。”(24)
3、《李将军射法》三篇,汉李广撰,佚。
《汉书·艺文志·兵书略》兵技巧类着录。唐颜师古《注》曰:“李广。”据《史记》本传:“广为人长,猿臂,其善射亦天性也,虽其子孙他人学者,莫能及广。广讷口少言,与人居则画地为军陈,射阔狭以为饮,专以射为戏,竟死。……其射,见敌急,非在数十步之内,度不中不发,发即应弦而倒。用此,其将兵数困辱,其射猛兽亦为所伤矣。”又:“广出猎,见草中石,以为虎而射之,中石没镞,视之石也。因复更射之,终不能复入。广所居郡闻有虎,尝自射之。及居北平射虎,虎腾伤广,广竟射之。”(25)李广善射,“猿臂善射”成了后世善射者的标志,故托名李广的射书也不一而足。此书是否李广所撰,已难考知,隋、唐书经籍志、艺文志未见记载,汉以后亡佚。
4、《魏氏射法》六篇,撰者佚名,佚。
《汉书·艺文志·兵书略》兵技巧类着录。清姚振孙《汉书艺文志条理》卷4:“魏氏未详。”陈直《汉书新证》:“景武昭宣侯表,有当涂侯魏不害,疑即此人。”此说无旁证,可备一家。(26)
5、《强弩将军王围射法》五卷,汉王围撰,佚。
《汉书·艺文志·兵书略》兵技巧着录。颜师古曰:“围,郁郅人也。〈赵充国传〉。” 按,王围的名字仅见于《汉书·赵充国传·赞》,称“郁郅王围”,颜师古《注》:“围为强弩将军,见《艺文志》。”郁郅,本义渠戎地。《后汉书·西羌传》:“后八年,秦伐义渠,取郁郅。”李贤《注》:“县名,属北地郡。”(27)在今甘肃庆阳地区。
6、《望远连弩射法具》十五篇,撰者佚名,佚。
《汉书·艺文志·兵书略》兵技巧类着录。《汉书·李陵传》:“陵军步斗树木间,复杀数千人,因发连弩射单于。”服虔曰:“三十弩共一弦也。”张宴曰:“三十絭共一臂也。”颜师古曰:“张说是也。”(28)明丘浚《大学衍义补》卷122“汉志有望远连弩射法具十五篇”条云:“古者弩之制有七,一擘张弩,二角弓弩,三木单弩,四大木单弩,五竹竿弩,六大木竿弩,七伏远弩。擘张弩步兵所用,角弓弩骑兵所用,木单、竹竿、伏远等其力益大,所及渐远。”(29)清姚振孙《汉书艺文志条理》卷4引宋刘攽曰:“三十弩一弦,三十絭一臂,皆无此理,妄说也。盖如今之合蝉或并两弩共一弦之类。” 又,顾实《汉书艺文志讲疏》引叶德辉曰:“汉郭氏孝堂山画像,猎者以弓仰地,一弓三矢,以足踏之,盖古连弩射法之遗。”(30)按,连发弩在春秋战国时代已经出现,成为战争中的先进武器。1986年,考, 古工作者在湖北江陵县秦家嘴47号楚墓中,发现一件双矢并射连发弩,经研究,若将矢装满矢匣,可以连续发射十次。两个并列的发射孔又可以同时发射,大大提高了弩的战斗威力。学界认为弩和连发弩都是是春秋后期楚国发明的。(31)杨泓在《弓与弩》一文中提出,考古发现汉代弩机有标着刻度的“望山”,这种有刻度的望山“正起着代步枪瞄准装置中表尺的作用。”他进而认为《望远连弩射法具》一书中很可能讲到这种古代射表。按,《淮南子·俶真训》有云:“今夫善射者有仪表之度,如工匠有规矩之数,此皆所得以至于妙。”我以为所谓“仪表之度”当即弩机之“望山”。(32)
7、《护军射师王贺射书》五篇,汉王贺撰,佚。
《汉书·艺文志·兵书略》兵技巧类着录。陈直《汉书新证》:“直案:护军射师,当为护军都尉之属官。《居延汉简释文》卷一、十五页,有‘除射师茂陵’之残简,与志文正合。又汉代射师之外,又有射工之名。《小校经阁金文》卷十四、二十七页,有‘北海国平寿射工徐杨弩一张’之弩机可证。”(33)按,古代确有“射师”一职,应是专司射艺的官职。后羿是古代传说中的善射者,《说文》:“羿,古诸侯也;一曰射师。”段《注》:“”这是已知最早的射师,虽属传说,亦见射师职名之早。(34)《逸周书·大武解第八》有云:“六厉……六,射师厉伍。”(35)《左传》庄公三十年载楚国有位叫斗射师的大臣,汉服虔注谓此人就是斗班。据之,射师应是他的官职。(36)南朝刘宋有以善射闻名的杨运长,宋太宗初为皇子时,刘运长担任皇子射师。(37)唐宋以降,未见有专职射师,但古籍中常称精擅射艺的人为射师,及至明、清,军中和民间有专门传授射艺的射师,例不胜举。
8、《蒲苴子弋法》四篇,撰者佚名,佚。
《汉书·艺文志·兵书略》兵技巧类着录,汉以后不传。宋王应麟《汉书艺文志考证》、唐豪《中国武艺图籍考》等均有简略考证。蒲苴子,亦作“蒲且子”,先秦传说中善弋射者,楚人。《列子·汤问》:“詹何曰:‘臣闻先大夫之言,蒲苴子之弋也,弱弓纤缴,乘风振之,连双鸧于青云之际,用心专,动手均也。’”晋张湛《注》:“蒲且子,古善弋射者。”(38)《淮南子·览冥训》:“故蒲且子之连鸟于百仞之上,而詹何之鹜鱼于大渊之中。”汉高诱《注》:“蒲且子,楚人,善弋射者。”(39)弋,《说文》:“橛也,象物挂之也。”《淮南子·俶真训》:“今矰缴机而在上。”高诱《注》:“矰,弋射身短矢也,机,发也。”(40)
9、《缴书》二篇,撰者佚名,佚。
书名见于《晋书·束晰传》所载《竹书序目》:“《缴书》二篇,论弋射法。”(41)清姚振孙引江都陈逢衡《竹书纪年集证》卷末云:“《文选》励志诗注引《汲冢书》云:‘蒲且子见双凫过之,其不被弋者亦下。’”(42) “缴”是弋射之别称。《孟子·告子》:“一人虽听之,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,思缓弓缴而射之。”清焦循《孟子正义》:“缴为生丝缕之名,可用以系弓弋鸟。”《汉书·苏武传》:“武能网纺缴,檠弓弩。”师古《注》:“缴,生丝缕也,可以弋射。檠谓辅正弓弩也。”(43)按,《缴书》是所谓汲冢古籍之一,即晋太康二年(281)汲郡人盗发魏襄王或安厘王墓出土的战国简册。因《汉书·艺文志》所载射书多无明确纪年,故《缴书》应是目前所知我国最早有纪年可考的射书。
10、《弩射秘法》,东汉刘宠撰,佚。
清姚振孙《后汉书艺文志》子部著录,并有所考证。作者刘宠,是东汉明
帝之子陈敬王刘羡之裔,谥为愍王。《后汉书》本传载:“宠善弩射,十发十中,中皆同处。中平中,黄巾贼起,宠有强弩数千张,出军都亭。国人素闻王善射,不敢反叛,故陈独得完,百姓归之者十余万众。”李贤《注》引华峤书曰:“宠射,其秘法以天覆地载,三连为奇。又有三微、三小。三微为经,三小为纬,经纬相将,万胜之方,然要在机牙。”(44) “华峤书”指华峤《后汉书》,原书久佚,有清姚之骃(字鲁斯,钱塘人,康熙已丑进士。)辑本。按,史籍未载刘宠撰有弩射书,姚振孙补撰《后汉书艺文志》,以华峤书引录刘宠“秘法”,推断刘宠有《弩法秘法》一书。此为一家说,存以待考。三国时,蜀汉诸葛亮“长于巧思,损益连弩。”《三国志·蜀书》诸葛亮本传裴注引《魏氏春秋》曰:“亮……又损益连弩,谓之元戎,以铁为矢,矢长八寸,一弩十矢俱发。”(45)
11、《尤射》一卷,三国缪袭撰,存。
元陶宗仪《说郛》卷101及《图书集成》卷279收载。缪袭,是三国曹魏的文学名臣,《三国志·魏书·刘邵传》提到他:“邵同时东海缪袭亦有才学,多所述叙,官至尚书、光禄勋。”裴松之《注》引《文章志》曰:“袭字熙伯,辟御史大夫府,历事魏四世。正始六年,年六十卒。”(46)此段文字亦见《文选》卷28注引《文章志》。(47)《尤射》是目前所知“三礼”有关射仪篇章外,存世最早的礼射专著。但此书在宋以前的公私书目中未见着录,甚至在宋以前的类书中亦未见引用的词句,直到元代末年才被陶宗仪收入《说郛》中,使人有突如其来之感。陶氏没有说明《尤射》的来路,对其真实性不免令人怀疑;再者,《说郛》收书多是节录,而《尤射》是否完帙?这些问题迄今还未见有人研究并提出质疑。《尤射》凡20篇,第18篇《雨会》缺如,其它各篇也多有缺字和讹误,以至文义艰涩难读。总之,《尤射》是一部尚待整理和研究的礼射文献。
12、《杂乡射等议》三卷,东晋庾亮撰,佚。
  《隋志·经籍志》著录。清丁辰《补晋书艺文志》注曰:“按《七录》、《通典》,晋咸康五年征西,庚辰行乡射之礼,依古周制,亲执其事,其书当成于彼时。”庚亮字符规,是东晋的外戚名臣,生平见《晋书》本传。(48)
13、《弓箭论》一卷,东晋(?)任权撰,佚。
《新唐书》卷59《艺文志》着录。郑樵《通志》卷69《艺文略》艺术类第九作《弓箭启蒙论》一卷;《宋史·艺文志》六作《弓箭启蒙》一卷。《玉海》卷75《宋朝神射式》云:“任权撰《弓箭启蒙》一卷,谓学射之术有五。”(49)任权其人于唐宋文献中无所考。按,东晋有蜀郡太守任权,太元十年(385)苻坚淝水之战失败后,二月,前秦蜀郡太守任权杀苻坚所置益州剌史李平,全蜀复归晋有。见《晋书》卷9《孝武帝纪》及、《资治通鉴》卷106。撰《弓箭启蒙》者或即此人,存疑待考。
14、《马射谱》一卷,梁,撰者不详,佚。
《隋书》卷34《经籍志》著录。郑樵《通志》卷69《艺文略》艺术类第九着录云:“见隋志。”按《隋书·经籍志》载有《马槊谱》一卷,附注云:“梁二卷。梁有《骑马都格》一卷,《骑马变图》一卷,《马射谱》一卷,亡。”(50)按,魏晋之世,马上武艺如马射、马槊(或作矟)兴起,成为军中主力,并演成一时风气。是故有曹毗《马射赋》、应玚《驰射赋》、夏侯淳《驰射赋》等文学作品出现。《文选》卷14颜延年《赭白马赋》:“经玄蹄而雹散,历素支而冰裂。”李善《注》云:“玄蹄,马蹄也;素支,月支也;皆射帖名。言马既良,氧者亦中,故玄蹄雹散,素支冰裂也。邯郸淳《艺经》曰:‘马射左边,为月支二枚,马蹄三枚也。’”(51)由此可见马射已有各种名目的“射帖”,《马射谱》应是一部这方面的专着。“月支”是汉魏间西北少数民族之一,以月支为射帖名,亦见马射深受北方少数民族的影响,这一影响自赵武灵王“胡服骑射”以来一直延续着,成为我国民族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之一。
15、《弓诀》一卷,唐李靖撰,佚。
《宋史·艺文志》六著录。此书未见于两唐书志,仅见于宋志。唐代有关李靖的传纪资料中未见李靖有此著作,宋代类书中也未发现被人引录的语句,《弓诀》应是宋人的依托之作,宋以后不传。
16、《射经》一卷,唐王琚撰,存。
郑樵《通志》卷69《艺文略》艺术类第九著录。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、《宋史·艺文志》、《文献通考》等亦有著录。清代则有周中孚《郑堂读书记补逸》卷23着录。王琚《射经》是现存最早的射箭专着,唐以后被射家奉为射学圭臬,历代射书多有引述。现存版本也比较复杂,大致有唐杜佑《通典》本、宋《太平御览》本、元《说郛》本、明《武编》本、《稗编》本、清《图书集成》本等。书名也有不同,《通典》、《太平御览》、《武编》作《教射经》,《文献通考》作《射法注》,而多数称之为《射经》。各本多作一卷,唯宋志别有“王琚《射经》二卷”,清周中孚以为“重出而又误其卷数。”见《郑堂读书记补逸》卷24。
  王琚,怀州河内人,是盛唐时期的名臣,以协助唐玄宗夺取皇位而受封为赵国公等,曾经大受宠信,权倾一时,后遭李林甫构罪而被杀。《旧唐书》有传。(52)《射经》凡总诀、步射总法、马射总法、弓有六善等四章,每章下又有若干小节,如步射总法下有步射病色、前后手法二节;马射总法下有持弓审固、举把按弦、抹羽取箭等八条,合起来一共是十四篇。总的比例是马射文字多于步射,亦见唐代重骑射而轻步射。其总诀云:“凡射,必中席而坐,一膝正当垛,一膝横顺席。执弓必中,在把之中,且欲当其弦心也。”这正是唐代跪射姿势,我们在敦煌壁画上可以看到这种射姿,与后来的立射大不相同。古人对《射经》评价也不尽相同,茅元仪《武备志》卷84《阵练志·教艺一·弓》中说:“唐王琚《射法》二篇,曾宣靖谓其多言射之容止,非战阵所急。斯言也,知所务矣。”曾宣靖,即宋代《武经总要》的编纂者曾亮。总的来说,《射经》流传千载,版本复杂,而始终未见有人做过校订工作,是故现存各种版本差别甚大,不仅多有鲁鱼之讹,而且疑有唐以后的射书内容滥入其中。在中国射书史上,《射经》是一部珍贵资料,应该对之进行一番认真的清理。
17、《射记》一卷,唐张守忠撰,佚。
《新唐书》卷59《艺文志》、郑樵《通志》卷69《艺文略》艺术类第九、《宋史·艺文志》六著录。《崇文总目》卷6不署作者名。张守忠其人于史籍无考,很可能是一位民间射师。
18、《射经》一卷,唐田逸撰,佚。
郑樵《通志》卷69《艺文略》艺术类第九著录。《宋史·艺文志》作“四卷”。田逸事迹无考。
19、《九鉴射经》一卷,唐韦韫撰,佚。
郑樵《通志》卷69《艺文略》艺术类第九、《崇文总目》卷6著录,未署作者名姓。陈氏《直斋书录解题》卷14作《九镜射经》,云:“唐检校太子詹事韦韫撰。《制弓矢法》三篇,《射法》九篇。”(53)《文献通考》卷229作《几镜射经》。韦韫事迹无考,其书宋以后亡佚。清雍正修《陕西通志》卷75《艺文》称“京兆韦韫”,不知何据。
20、《射诀》一卷,唐韦韫撰,佚。
郑樵《通志》卷69《艺文略》艺术类第九著录。《直斋书录解题》卷14载:“《射诀》一卷,韦韫撰。叙其学射之初,有张宗者授之诀,遂着于篇。”(54)《宋史·艺文志》六有《射诀》一卷,题韦蕴撰,疑“蕴”为“韫”之误。
21、《射鉴九图》一卷,唐,撰者佚名,佚。
郑樵《通志》卷69《艺文略》艺术类第九著录。《宋史·艺文志》六有《九鉴射图》一卷,疑即同书。陈乐素《宋史艺文志考证》疑《九鉴射图》即韦韫《九镜射经》,无旁证,可备一说。(55)
22、《射诀》一卷,唐王坚道撰,佚。
郑樵《通志》卷69《艺文略》艺术类第九著录。《宋史·艺文志》着录。按,《玉海》卷75《唐射经》条云:“《射诀》一卷,唐王坚道案田逸、张宗、王琚、韦韫等经,纂为此书。有四戒、三谨、五善、五难、二合、三开、五病,随题立注,从注加诗。”又卷75《宋朝神射式》条引《中兴书目》云:“《广弓经》一卷,纪亶取韦韫旧篇、仲既《新训》、李将军《手诀》、王坚道歌诗,削浮辞成此书。”据此,王坚道《射诀》是一部诗歌体的射书。王坚道事迹于史籍无考。此处提到的“仲既《新训》”,也应是一部射书,但我们尚未查到有关资料,只能存疑。
23、《射法指诀》一卷,唐王思永撰,佚。
郑樵《通志》卷69《艺文略》艺术类第九著录。晁氏《郡斋读书志》卷3下作:“《严悟射诀》一卷,右唐王思永撰。思永学射法于成都工曹严悟,成书十篇,每篇首必称‘师曰’。”王思永事迹于史籍无考,原书已佚。
24、《射经》三卷,唐张仲素撰,佚。
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五、《宋史·艺文志》六著录。张仲素是晚唐文人,以诗辞闻名。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三有张仲素《词圃》10卷,注:“字绘之,元和翰林学士,中书舍人。”又有《赋枢》3卷。元辛文房《唐才子传》卷4有传云:“张仲素,字绘之,贞元十四年李隋榜进士。……贞元二十年迁司勋员外郎,除翰林学士。……仲素能属文,法度严确。”宋计有功《唐诗纪事》载云:“仲素字绘之,建封之子,宪宗以仲素、段文昌为翰林学士,韦贯之曰:‘学士所以备顾问,不宜专取辞艺。罢之,后终中书舍人。’”计有功收录了王涯、令狐楚、张仲素三人的五言七言绝句若干首,说三人共作一集,号《三舍人集》。(56)《射经》宋以后不传,也未见有引录者,内容失考。
25、《射训》一卷,唐张仲殷撰,佚。
郑樵《通志》卷69《艺文略》艺术类第九著录,但未署作者名。《直斋书录解题》卷14载:“监察御史张仲殷撰,《中兴书目》云本朝人,果也,不应名犯庙讳。”《宋史·艺文志》六作:“张仲商《射训》一卷。”校勘记16云:“《书录解题》卷十四作‘张仲殷’,‘商’盖宋人讳改。”(57)按,张仲殷是唐代人,《中兴书目》的怀疑是正确的。但其生平仕履于唐代史籍中无所考知,唯《太平广记》有《张仲殷》一则,(58)讲的正是张仲殷学习射箭的故事,虽属志怪小说家言,亦可证明张仲殷的确是中唐一位有名的射手。兹将故事全录如下,以备参考:
“户部郎中张滂之子曰仲殷,于南山内读书,遂结时流子弟三四人。仲殷性亦聪利,但不攻文学,好习弓马。时与同侣挟弹游步林薮,去所止数里,见一老人持弓逐一鹿,绕林一矢中之,洞胸而倒。仲殷惊赏。老人曰:‘君能此乎?’仲殷曰:‘固所好也。’老人曰:‘获此一鹿吾无所用,奉赠君以充一饭之费。’仲殷等敬谢之。老人曰:‘明日能来看射否?’明日至,亦见老人逐鹿复射之,与前前无异。复又与仲殷,仲殷益异之。如是三度,仲殷乃拜乞射法。老人曰:‘观子似可教也。明日复期于此,不可令他人知也。’仲殷乃明日复至其所,老人还至,遂与仲殷西行四五里,入一谷口,路渐低下,如入洞中,草树有异人间。仲殷益敬之。约行三十余里,至一大庄,如卿相之别业焉。止仲殷于中门外宅中,老人整服而入,有修谒之状。出曰:‘姨知君来此,明日往相见。’仲殷敬诺而宿于宅。至明日,敕奴仆与仲殷备汤沐,更易新衣。老人具囗于中堂,延仲殷入拜母。仲殷拜堂下,母不为起,亦无辞让。老人又延升堂就坐。视其状貌不多囗人,或似过老变易,又如猿玃之状。其所食品物甚多,仲殷食次亦不见其母动匕着。倏乎而毕,久视之,敛坐如故。既而,食物皆尽,老人复引仲殷出于囗前树下,施床而坐。老人即命囗矢仰卧,指一树枝曰:‘十箭取此一尺。’遂发矢十支,射落碎枝十段,接成一尺。谓仲殷曰:‘此定如何?’仲殷拜于床下曰:‘敬服。’又命墙头上立十针焉,去三十步,举其第一,已乃按次射之,发不不中者。遂教仲殷屈伸距跗之势,但约臂腕骨,臂腕骨相柱而囗已满。故无强弱皆费力也。数日,仲殷已得其妙,老人抚之谓仲殷曰:‘止于此矣。勉驰此名,左右各教取五千人以救乱世也。’遂却,引归至故处。而仲殷艺日新,果有善射之名。受其教者,皆可与谈武矣。后父卒,除服,偶游于东平军,乃教得数千人而卒。其老盖山神也。善射者必趫度通臂,故母囗于猿也。出《原化记》”
按,仲殷之父张滂,是唐德宗建中、贞元之际的理财名臣,曾任户部侍郎、盐铁转运使等职。张滂在政治上是陆贽的同盟,大致与陆贽同进退。贞元八年(792),张滂力主增加茶税以助军需,年入四十万。“茶之有税,始于张滂。”事见《唐会要》卷84、《资治通鉴》卷235等。张仲殷应该实有其人,他任监察御史一事史书无载。仲殷曾在东平军教数千人习射,似乎后来是一个职业箭师。东平军故置在今山东郓城,但唐无东平军,这是五代时的设置,故张仲殷的故事应是五代以后才产生的。
26、《童子善射术经》一卷,撰者不详,佚。
  唐释智升《开元释教录》卷16著录。佛教典籍,内容不详。
27、《射口诀》一卷,唐张商撰,佚。
郑樵《通志》卷69《艺文略》艺术类第九着录。
28、《九章射术》三卷,唐张商撰,佚。
郑樵《通志》卷69《艺文略》艺术类第九著录。《崇文总目》卷6着录,但未署作者名氏。《玉海》卷75《唐射经》将此书列入唐代,则张商应该是唐人,但其人事迹无考。
29、《五善正鹄格》一卷、《五善射序》一卷,五代程匡柔撰,佚。
郑樵《通志》卷69《艺文略》艺术类第九著录,均作“程正柔”。此书《宋史·艺文志》未收,但《艺文志二》载程正柔另有《大唐补纪》三卷,属史部。中华书局点校本《校勘记》(五):“程正柔,《崇文总目》卷2、《书录解题》卷5都作‘程匡柔’,‘正’字盖宋人讳改。”(59)据之,《五射正鹄格》二书的作者是程匡柔,宋人为避太祖讳,改匡为正。按,程匡柔是晚唐到五代间的著名太监,史书无传,但其事迹略可考见。唐末天复三年(903)元月,唐昭宗依靠朱温的力量,一举解决为害已久的宦祸问题。《通鉴》唐纪80昭宗天复三年载:“时宧官尽死,惟河东监军张承业、幽州监军张居翰、清海监军程匡柔、西川监军鱼全禋及致仕严遵美,为李克用、刘仁恭、杨行密、王建所匿得全,斩他囚以应诏。”据胡注,程匡柔为割据江淮的杨行密庇护,得以善终。(60)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》卷5题程匡柔《大唐补记》云:“南唐程匡柔撰。序言……匡柔袭摭三百年历,补足十九朝,起咸通戊子,止癸已。……干符以后备存补记。末有后论一篇,文辞虽拙,论议亦正。”(61)由此可见程匡柔的确是一位有一定文化修养的太监。其“五善正鹄”取义于汉儒注孔之说。《论语·八佾》:“子曰:射不主皮,为力不同科,古之道也。”汉马融《注》:“射有五善。一曰和志,体和也;二曰和容,有容仪也;三曰主皮,能中质也;四曰和颂,合雅颂也;五曰兴武,与舞同也。”(62)《五善正鹄格》应是一种射礼活动中使用的射靶,犹欧阳修所设计的《九射格图》之类。(图一)
30、《射法》一卷,五代黄损撰,佚。
郑樵《通志》卷69《艺文略》艺术类第九著录。《宋史·艺文志》六着录。黄损,字益之,广东连州人,《十国春秋》卷62和梁廷楠《南汉书》卷10有传。黄损登后梁末帝龙德三年(923)进士。后自中原归岭南,为南汉高祖刘岩所信用,国事多所谘询,任左仆射。后因谏罢修南熏殿,忤刘岩意,退隐沧塘湖,诗酒自娱而终。梁《书》本传称黄损着有《桂香集》若干卷,《射法》一卷。(63)
31、《射书》十五卷,南唐徐锴、欧阳陌撰,佚。
郑樵《通志》卷69《艺文略》艺术类第九著录。原题“伪唐徐锴、欧阳陌”,当为南唐。《宋史·艺文志》六作“徐锴《射书》十五卷。”按,徐锴是南唐名臣徐铉的弟弟,兄弟并称“二徐”,生平见《宋史》卷441《文苑三》徐铉传。欧阳陌事迹无考。唐豪《中国武艺图籍考》云:“《补五代史艺文志》有徐锴撰《射书》五卷,疑即《通志》所著徐锴、欧阳陌《射书》十五卷之误。”
32、《射诀》三卷,南唐(?)李章撰,佚。
《宋史·艺文志》六著录。作者李章时代生平均不详。南唐有李章,《马氏南唐书》、《十国春秋》有传。(64)李章为南唐烈祖徐知诰部将,由军校累迁为武军都虞候、庐州节度使。史称李章“虽老而心尚壮,善抚士卒,勤于职务。”《射诀》是否出自此人,待考。
33、《神射式》一卷,宋王德用撰,佚。
郑樵《通志》卷69《艺文略》艺术类第九著录,作“王德甫”,误。《宋史·艺文志》作“王德用”。《玉海》卷75《宋朝神射式》条云:“《神射式》一卷,王德用分拽弓、遣箭、去病、射亲四类。”按,王德用,《宋史》卷278《王超传》附见;《隆平集》卷11、《东都事略》卷62亦有传。德用字符辅,赵州人。北宋初名将王超之子,以十七岁随父出征西夏李继迁,德用为先锋,与敌战于铁门关,大有斩获,又能从容退军,王超“抚其背曰:王氏有子矣。”后以战功累迁为集庆军节度使,封冀国公。以太子太师致仕。王德用以善射闻名于时。《宋史》本传载:“德用素善射,虽老不衰。侍射瑞圣园,辞曰:‘臣老矣,不能胜弓矣。’帝再三谕之,持二矢未发。帝顾之,使必中,乃收弓矢谢,一发中的,再发又中。帝笑曰:‘德用欲中即中尔,孰为老且衰乎?’”德用晚年再次被起用,契丹使者耶律防来,德用与耶律防比射于玉津园,受到耶律防赞许。宋仁宗听到后赏给德用弓一张、矢五十技。朱彧《萍州可谈》记载说:“王德用为使,相黑色,俗号‘黑相’。尝与北使伴射,使已中的,黑相取箭杆头,一发破前矢,俗号‘劈筈箭’。”(65)王德用的《神射式》已不传,唯宋人张舜民《画墁录》载:“王德用射诀:铺前脚,坐后脚,两手要停不须高。把里弦外觑帖子,急拽后手托弓梢。”这可能是录自《神射式》的文字。(66)
34、《射法》无卷数,宋刘昌祚撰,佚。
刘昌祚是北宋名将,字子京,真定人,《宋史》有传。传载,刘是将家子出身,宋神宗“临试驰射,授通事舍人”。与西夏战,“薄暮,大酋突而前,昌祚抽射,一发殪之,余皆悉遁。”又载:“昌祚气貌雄伟,最善骑射,箭出百步之外。夏人得箭以为神,持归事之。所著《射法》行于世。” (67)按,刘昌祚《射法》未见着录,可能失佚较早。宋张舜民《画墁录》云:“刘昌祚云:‘某把弓,万事皆忘。’是亦不可分其志也。”(68)
35、《刘氏射法》一卷,宋,撰者佚名,佚。
郑樵《通志》卷69《艺文略》艺术类第九著录。“刘氏”无考,颇疑即前揭刘昌祚《射法》。
36、《集古今射法》一卷,宋,撰者佚名,佚。
郑樵《通志》卷69《艺文略》艺术类第九著录。作者、内容均无考。
37、《射经》四卷,宋,撰者佚名,佚。
郑樵《通志》卷69《艺文略》艺术类第九著录。作者、内容均无考。
38、《射评要录》一卷,旧题汉李广撰,佚。
郑樵《通志》卷69《艺文略》艺术类第九著录,作《射诀要录》。《直斋书录解题》卷14作《射评要略》一卷,注云:“称李广撰,固依托也,而亦鄙浅亡奇。”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卷第3下亦作“《射评要录》一卷,右题李广撰,十五篇。”《玉海》卷75《唐射经》条云:“《射评要略》一卷,题汉李广撰,论学射体法之病,凡十五篇。浅近,盖依托也。”
39、《射议》一卷,宋王越石撰,佚。
郑樵《通志》卷69《艺文略》艺术类第九著录。《宋史·艺文志》六作“王越石《射议》一卷。”《玉海》卷75《宋朝神射式》条:“王越石《射议》一卷,有选弓、择矢、容体、引挽、断发、去病、取亲凡七篇。”《直斋书录解题》卷14:“元城王越石仲宝撰,凡七条。”按王越石,元城人。据《宋史》卷86《地理志二》,宋代元城县属河北东路大名府。其事迹仅见《北京图书馆藏历代石刻拓本汇编》册39王越石在广西北流的《宿朝宗驿游洞天诗》刻石。《全宋诗》卷408据石刻收王越石诗五首,其作者小传云:“王越石,元城人,以父荫入仕,授秦州观察推官。英宗治平中,以都官员外郎知琼州。”王越石有诗序云:“越石罢守琼筦,道宿北流朝宗驿舍,秋高夜凉,风月可爱,因题一阕壁。既而自容移桂,登观入洞,观真人像,丹、石盆、石床,寻扣胜境,因次前题原韵,共成五阕,缮写上呈知府安抚供备,伏觊笑览。”据此,略知王越石能诗,曾在边地为官,这应该是他撰写《射议》的条件之一。
40、《射法》二卷,宋卢宗迈撰,佚。
《直斋书录解题》、《宋史·艺文志》均未著录,唯《直斋书录解题》卷14《增广射谱》七卷条云:“末二卷为卢宗迈《射法》,亦简要可观。”。唐豪《中国武艺图籍考》著录,但未作考证。按,卢宗迈字绍先,江西大庾县人,《明一统志》卷58有传。(69)他是北宋政和间人,曾随枢密使汪澈巡边视师,宗迈“熟知险厄,澈深嘉之。”后屡经升迁,官至武翼大夫。卢宗迈虽是武官,但平生喜收藏,有书万卷,并法书名画等,所藏定武兰亭最有名,世传有名的赵子固“落水兰亭”即出自宗迈,明清以来书画鉴赏多有题识。(70)《增广射谱》是南宋以牟利为目的坊间射书,卷末收录卢书,亦见卢书确是一部有影响的射书。卢氏《射法》已经不传,南宋末人陈元靓《事林广记》卷3《弧矢谱法》中引录了卢宗迈据《说文》对摋、捩、绝、控四个字诀所作的解释,亦可窥见卢书特点。然则,世传唐王琚《射经》中也有“宋太尉卢宗迈”的一段文字,内容与《事林广记》卷3《弧矢谱法》引文略同。这引出来一个疑问,这个“宋太尉卢宗迈”与北宋末年的卢宗迈是否同一个人?首先,“武翼大夫”与“太尉”之间相距甚远,据《宋史·职官志九》,宋朝武官凡五十二阶,太尉是首阶,而武翼大夫则是第三十三阶,二人官阶相差甚远。(71)其次,如过王琚《射经》所收“宋太尉卢宗迈”并非后世滥入其中的宋代资料,则此人可能是南朝刘宋的卢宗迈,而非赵宋朝的卢宗迈。到目前为止,我们还未找到南朝的卢宗迈,但《隋书·经籍志二》史部有卢宗道撰《魏志音义》一卷,(72)卢宗迈是否卢宗道之讹误?或宗迈、宗道是仲昆辈,这只能是疑问,留待后考。
41、《造神臂弓法》一卷,撰者不详,佚。
《四库全书总目·武经总要提要》云:“南渡后又有《御前军器集模》一书,令唯《造甲法》二卷、《造神臂弓法》一卷,尚载《永乐大典》中,其余亦佚。”(73)按,神臂弓是宋代最重要的射器,在宋军抗击西夏和女真的战争中发挥过重要作用。关于神臂弓,其实是一种制作精良、射程很远的强弩,宋人文献多有记述,但说法亦有不同。沈括《梦溪笔谈》载云:“熙宁中,李定献偏架弩,似弓而施干镫,以镫距地而张之,射三百步,能洞穷重札。谓之神臂弓,最为利器。李定本党项羌酋,自投归进廷,官至防团而死,诸子皆以骁勇雄于西边。”(74)洪迈《容斋三笔》云:“神臂弓出于弩遗法,古未有也。熙宁元年,民李宏始献之入内,副都知张若水方受旨料简弓弩,取以进。其法以檿木为身,檀为弰,铁为镫子枪头,铜这马面牙发,麻绳札丝为弦,弓之身三尺有二寸,弦长二尺有五寸,箭木羽长数寸,射二百四十余步,入榆木半笴。神宗阅试,甚善之。于是行用,而他弓矢弗能及。绍兴五年,韩世忠又侈大其制,更名‘克敌弓’,以与金虏战,大获胜捷。十二年词科试日,主司出《克敌弓铭》为题云。”(75)朱弁《曲洧旧闻·神臂弓》条也说是“百姓李宏造”,“其实弩也”。通过中贵张若水献给神宗,试之玉津园,射二百四十步。“诏依样制造,至今用之。”(76)宋朝严禁民间私造神臂弓,又严防神臂弓流入西夏等地,故《造神臂弓法》应是南宋的官书。
42、《弓诀》一卷,宋,撰者佚名,佚。
郑樵《通志》卷69《艺文略》艺术类第九著录。亦见《宋史·艺文志》六著录。以书名看,疑是宋代专讲制弓工艺的著述。或与署名李靖的《弓诀》是同一部书。
43、《射格》一卷,宋,撰者佚名,佚。
郑樵《通志》卷69《艺文略》艺术类第九著录。宋朝有国家颂定的试射标准,适用于选拔武备人材,也用于武学学业的测试,时称“射格”。《宋史》卷15《神宗本纪》:“元丰二年三月壬辰,出马步射格、斗法,颁诸军。”又,《宋史》157载云:“(绍兴)十六年始建武学。兵部上武士弓马及选试去留格。……其射格:自一石五斗以下至九斗,凡五等。”五等射格是宋朝的标准射格,一直沿用到南宋之末。《射格》应是宋朝颁定试射标准的官书。
44、《益津射格》一卷,宋,撰者佚名,佚。
  《郡斋读书志》后志卷2载:“《益津射格》一卷,右皇朝钱师益序,以《五善图》及《武陵格》疏密不同,参酌为之。”钱师益无考。《五善图》疑即程匡柔之《五善正鹄格》。《武陵格》不知所出。武陵应是地名,即今湖南常德,宋曾置朗州武陵郡。益津是宋辽之间最重要的关口之一,故置在今河北省霸县。以益津为射格名,这可能是专为边地军人设立的射格。
45、《金吾射法》一卷,宋,撰者佚名,佚。
郑樵《通志》卷69《艺文略》艺术类第九著录。内容失考,金吾是执金吾的简称,多代称禁卫军,此书应是军中射法。
46、《射诀》一卷,宋马思永撰,佚。
郑樵《通志》卷69《艺文略》艺术类第九著录。《宋史·艺文志》六作“马永思《射议》一卷。”《玉海》卷75《宋朝神射式》条云:“马思永《射诀》一卷,十篇,论体法,辨弓箭囗及射亲之要。”
47、《增广射谱》七卷,宋,撰者佚名,佚。
《直斋书录解题》卷14著录云:“淳熙中诏进士习射,书坊为此以射利。末二卷为卢宗迈《射法》,亦简要可观。”按,南宋孝宗有恢复之志,曾提倡文人习武,以培植文武兼备人材。《玉海》卷75《淳熙试进士射》条载:“孝宗尝谕辅臣,欲令文士能射御,武臣知诗书。淳熙元年三月庚子,礼部胄监言,知道州楼源请令太学生习射,州县学置射圃。今欲举行旧法,令太学生讲习射礼,进士殿试上二甲人,择日试射。庶合射宫试士之意。从之。二年五月已丑,御射殿,引新进士按射。”《宋史》卷156《选举二》:“淳熙二年,御试唱第后二日,御殿引按文士詹骙以下一百二十九人射艺。翌日,又引文士第五甲及特奏名一百五十二人,其日,进士具襕笏入殿起居戎服,各给箭六,弓不限斗力,射者莫不振厉自献,多命中焉。天子喜悦,凡三箭中帖为上等,正奏第一人,转一官与通判,余循一资。二箭中为中等,减二年磨勘。一箭中帖或一箭上垛为下等。”南宋马廷鸾《碧梧玩芳集》卷18《舒城汪主薄墓志铭》载:“新进士廷射,旧未有。淳熙初,至尊寿皇圣帝尝谕大臣,今欲文臣能射御,武臣能诗书。越明年,上御射殿,按进士射,合格者推恩有差,余皆赐束帛。恭惟圣明,宠绥俊选,砥砺材武于万年斯,按为典故。今国家取士,自礼部奏名,以至亲策按射,具如故事。”(77)据之,进士试制度一直沿袭到了南宋末年。进士加试射艺,在当时是一个创举,影响深广,所以当时民间出现了《增广射谱》一类以牟利为目的的射书。
48、《射法》一卷,宋刘怀德撰,佚。
《宋史·艺文志》六著录。郑樵《通志》卷69《艺文略》艺术类第九著录。《玉海》卷75《宋朝神射式》云:“又,刘怀德以所闻德用射法之要,分为十篇,为《射法》一卷。”据此,则刘书是王德用《神射式》的改写本。王书分拽弓、遣箭、去病、射亲四类,刘则厘为十篇。刘怀德其人于《宋史》无考,唯《长编》卷99真宗干兴元年八月,宋朝派往契丹的使者中有阁门祗候刘怀德其人。同书卷100,仁宗天圣元年七月,命阁门祗候刘怀德参与主持一项帛贯的出纳,与出使契丹的刘怀德显系一人。《射法》一卷的作者是否同一个刘怀德,犹待进一步考证。又,明末钱谦益《绛云楼书目》卷二子兵家有《射法》一书,钱氏对撰者、卷数均无说明。依据书目排列的前后关系判断,应是宋人著述,是否即此刘怀德的《射法》?附此备考。(78)
49、《射义提要》一卷,宋何珪撰,佚。
《宋史·艺文志》六著录。作者名字见宋梁克家《淳熙三山志》卷29。何珪字公瑞,福建罗源人,中干道二年(1166)萧国梁榜举人。(79)当时孝宗继位不久,有志恢复故土,便实行新科进士试射制度,士人奋进,一时间习射渐成风气,何珪《射义提要》应是这时的作品。“射义”应指《礼记·射义》,这很可能仍是一部主要讲礼射的书。
50、《神射诀》一卷,宋张子霄撰,佚。
《宋史·艺文志》六著录。张子霄事迹无考。按,郑樵《通志》卷69《艺文略》艺术类第九着录亦有《神射诀》一卷,未署作者名氏,疑与张子霄《神射诀》是同一部书,故不另列。
51、《弓试》一部,宋吕惠卿撰,佚。
《宋史·艺文志》六著录。吕惠卿字吉甫,福建泉州人,《宋史》入“奸臣传”。(80)吕是王安石变法的主要支持者和推行人,是一位有争议的历史人物。《弓试》应该是《弓式》之误。《宋史》卷197《兵志十一》载,熙宁六年宋设军器监,“总内外军器之政”。七年,担任军器监判的吕惠卿曾上言,“其所上《弓式》及其它兵器制度,下殿前马、步、三司定夺去取,而逐司不过取责军校文状以闻,非独持其旧说不肯更张,又其智虑未必能知作器之意。臣于朝廷已行之令非敢言改,乞就一司同议。帝乃遣管军郝质赴监定夺,皆曰‘便’。时军器监制器不一,材用滋耗。于是诏不以常制选官,驰往州县根括牛皮角筋。能令数羡,次第加奖。是岁始造箭曰狼牙,曰鸭嘴,曰尖四楞,曰一插刃凿子,凡四种推行之。”(81)此事亦见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249:“判军器监吕惠卿等上裁定中外所献枪刀样,诏送殿前马步军司定夺。又上编成《弓式》。初,在京及诸路造军器,多杂恶,河北尤甚。至是,所制兵械皆精利。其后遂诏斎新造军器付诸路作院为式,遣官分谕之。”宋朝官营的军器生产机构规模很大,北宋时,仅弓弩院兵匠达一千零四十二人之数,弓弩造箭院工匠一千零七十一人,此外还将一部分军器分配由地方制造。大规模的制造自然有制度规格上的整齐划一问题。吕惠卿对之有一 定的贡献。(82)
52、《广弓经》一卷,宋纪亶撰,佚。
郑樵《通志》卷69《艺文略》艺术类第九著录,未署作者。《宋史·艺文志》六署名纪亶。《玉海》卷75《宋朝神射式》条引《中兴书目》云:“《广弓经》一卷,纪亶取韦韫旧篇、仲既《新训》、李将军《手诀》、王坚道歌诗,削浮辞成此书。”按,仲既《新训》,当即唐张仲殷之《射训》,“既”是殷之误,“新”是射之误。纪亶生平不详,《宋史·艺文志》另有纪亶撰《论语摘科辨解》10卷。
53、《冯氏射法》无卷数,撰者佚名,佚。
  《直斋书录解题》卷14《希古集》注云:“括苍何宗姚取《投壶新旧式》及《冯氏射法》为一编。”(83)按,何宗姚,南宋末年人,据清雍正《浙江通志》卷28《学校》载,何宗姚曾于宝佑二年(1254)任浦江县知县。又据宋周应合《景定建康志》卷24《官守志一》据载,宝佑四年以承议郎任建康军府别驾。(84)《冯氏射法》不知何人所撰,也不知“冯氏”是何人,此书未见于其它图书目录。
54、《强弩备术》三卷,撰者佚名,佚。
  《宋史艺文志》著录。撰者与内容均失考。
55、《射诀》一卷,宋魏氏撰,佚。
郑樵《通志》卷69《艺文略》艺术类第九著录。魏氏不详其人,疑即南宋绍兴间名将魏胜。《宋史》卷368魏胜传称,魏胜字彦威,淮阳宿迁人,“多智勇,善骑射。”应募为弓箭手起家,以骁勇敢战成为一时名将。本传载,“胜善用大刀,能左右射。旗揭曰‘山东魏胜’,金人望见即退走。”又载,“胜尝创如意战车数百辆,炮车数十辆,车上为兽面、木牌、大枪数十。垂幕软牌,每车用二人推毂,可蔽五十人。……列队则如意车在外,以旗蔽障,弩车当阵门,其上床子弩,矢大如凿,一矢能射数人,发三矢可数百步。”(85)此书或魏胜所遗,或后人依托魏胜所撰,待考。
56、《弧矢谱法》一卷,撰者不详,元陈元靓辑,存。
此书收载在南宋陈元靓的类书《事林广记》卷3。陈元靓于南宋末到元初在世,其书则有南宋刻本和元朝刻本,也有元代翻刻本,其中元至顺本流传最广。故书的内容也有增益变化,以卷首《步射总法》配图人物的装束而言,同一幅图像,有的着宋装,有的着元装者,非常生动。(图二)陈无靓事迹不详,《千顷堂书目》载有他的《博贤录》10卷,今已不存。(86)四库收取了他的另一部著作《岁时广记》,《提要》说为之作序的朱鉴是南宋理宗时代的人,陈应同时在世。陈自署“广寒仙裔”,为之作后序的刘纯称他为“隐君子”,据之,陈应是一位南宋遗民。(87)又,陈元靓与为《通鉴》作注的胡三省亦有交往,胡在《通鉴注》中多次引述陈元靓的说法,如《通鉴》卷286“锦州”下《注》云:“陈元靓曰:大元于锦州轩置临海节度,领永乐、安昌、兴城、神水四县,属大定府路。”胡注完成于元朝至元年间,可证明陈元靓同胡三省一样,是一位由南宋入元的遗民。(88)
《弧矢谱法》大体上是陈元靓抄撮古代射书而成的。书中《御试事例》一节,可能出自宋人编写《增广射谱》一类书;《步射病色》一节,称“前汉将军李广校定”,应录自唐人托名李广的《射评要略》一书。《玉海》卷75《唐射经》条载,唐有《射评要略》1卷,题汉李广撰,“论学射体法之病,凡十五篇。”又有录自宋卢宗迈《射法》的内容。一些后世不传的古代射书靠此书得以保存片言支语,这是《弧矢谱法》的一个重要价值。但此书所讲内容主要是步射,其内容应主要形成于南宋。元朝以弓马得天下,蒙古人又特别喜好射猎,马上射术尤于汉人,却没有一部射书传存后世,《弧矢谱法》可勉强算作元代射书,聊备一代文献之缺。此书对后世射家颇多影响,明清射书多有以“古《事林广记》”名义引录其内容者,如唐顺之《武编》等。
57、《乡射礼图注》一卷,明王廷相撰,存。
  《明史·艺文志》著录。王廷相字子衡,河南仪封人。宏治十五年壬戌进士,仕至兵部尚书。《明史》卷194有传。本传称:“廷相博学好议论,以经术称。于星历、舆图、乐律、河图、雒书及周、邵、程、张之书皆有所论,驳然其说,颇乖僻。” (89)《乡射礼图注》是王廷相关于《仪礼》卷5《乡射礼》的注解演义之作,廷相《序》云:“余乃取《仪礼》本篇,类次其事为四十五节,省而不不行者四节,举射者三十三节,通举者四十一节。复取诸家疏解及旧图注附之,仍绘以今仪,以便习事。”亦见王氏《图注》是一本演示乡射章句实用性的书,与纯粹的字词注疏不尽相同。原书未见,《序》见清朱彝尊《经义考》卷135引。(90)
58、《射礼集要》一卷,明陈凤梧撰,存。
  《明史·艺文志》著录。陈凤梧字文鸣,泰和人。明弘治进士。历官湖广提学佥事、河南按察使、右副都御史等职,为政有直声。传见《大清一统志》卷250。《射礼集要》序见朱彝尊《经义考》卷136引。
59、《射法摘要》一卷,又题《射学摘要》,明胡秉中撰,存。
刘申宁《中国兵书总目》、许保林《中国兵书知见录》著录。(91)有清康熙五十九年(1270)三多斋《宁致堂增订武经体注》刊本,乾隆二十八年(1763)重刊本等。《四库全书总目·武经体注大全会解提要》云,清夏振翼依五经讲章体例,为《武经七书》“作体注以训释之,冠以胡秉中《射学摘要》一篇,盖坊间通俗之本也。”按胡秉中,上海人,明洪武初知唐县令,以礼教民,绘孝顺、节义、读书三图为《论俗编》,献之朝廷,明太祖命颁行天下。事载清雍正修《畿辅通志》卷69。徽州博物馆藏《新刻武学至宝射法摘要》一卷,著者佚名,明刻本,疑即胡秉中《射法摘要》之坊刻本。
60、《新刊武学至宝射法捷要》一卷,明,撰者佚名,存。
《中国兵书知见录》著录。明刻本。以书名看,是明代坊间刻本,是武科考试的参考书之类。原书未见,作者、内容待考。
61、《乡射直节》一卷,明何景明撰,存。
《中国兵书总目》著录。收在清《说郛续》卷36卷及《古今图书集成》280卷《射部汇考六》。按,何景明字默然,号大复,河南信阳人。年十五,成宏治十一年举人,宏治十五年登进士,天下称奇。与李梦阳、徐祯卿等极力提倡秦汉文章,列名明代文学复古派“前七子”之一,又与李梦阳、徐祯卿、边贡并称文坛“四杰”,与李梦阳并称诗坛“李、何”。正德中仕至陕西提学副使,卒年仅38岁。著作有《雍大记》36卷、《大复论》1卷及《大复集》38卷等。《明史·文苑传》有传。(92)《乡射直节》是何景明关于《仪礼》中饮射诸礼的解释之作,内容简单,篇幅甚小。清秦蕙田(树峰)《五礼通考》卷166引录何书全文。(93)
62、《射礼集解》一卷,明朱缙撰,存。
《明史·艺文志》著录。清朱彝尊《经义考》卷135引朱缙序云:“世儒着有《射礼纂要》、《直指节要》等书,撰次虽为详明,而今之演习古射者多虑漫无依据,艰于效慕,此《集解》所以不容不作也。”序作于嘉靖戊戌秋八月,即嘉靖十七年(1538)。清朱彝尊《经义考》引李延昰曰:“缙,零陵人,举人,署郏县儒学教谕。”
63、《射学指南》无卷数,明高武撰,存佚不详。
清雍正修《浙江通志》卷247《艺文志》著录。高武著有《针灸聚英》3卷、《针灸节要》8卷,均见《四库全书总目》,但《总目》误《针灸节要》8卷为4卷。据日本丹波元胤《中国医籍考》引《鄞县志》云:“高武号梅孤,负奇好读书,凡天文律吕,兵法骑射,无不娴习。嘉靖中,武举北上,因历览塞垣,以策于当路,不用,遂弃归。所言天象无不验。晚乃专精于医,治人无不立起。……所著《射学指南》、《律吕辨》、《痘疹正宗》、《针灸聚英、发挥、直指》,各三十卷,行于世。”(94)《射学指南》在明清公私图书目录书中未见著录,疑已佚。
64、《饮射图解》一卷,明闻人诠撰,存。
  《明史·艺文志》及唐豪《中国武艺图籍考》著录。闻人诠字邦正,浙江余姚人。嘉靖丙戌进士,累官为湖广按察司副使,曾以监察御史提学南京,校刻五经三礼及《旧唐书》等。著有《南畿志》64卷、《东关图》1卷等。均被收入《四库》。另有《芷兰集》1卷,见《千顷堂书目》卷23着录。本人传纪见清雍正《浙江通志》卷169。《饮射图解》作于嘉靖十五年(1536),是一部以图解方式讲解古代射礼程序及其教化功能的书。本人序云:“夫射何为者也?夫射圣人所以别贤愚、序长幼、以明礼乐者也。是故以进德者尚其艺,以尽伦者尚其节,以致中者尚其敬,以章顺者尚其和。”序见朱彝尊《经义考》卷135引。
65、《射法》一卷,明俞大猷撰,存。
  唐豪《中国武艺图籍考》著录,载俞大猷《正气堂集》卷4。俞大猷字志辅,号虚江,福建泉州人,明代名将,事迹见《明史》本传。(95)俞氏《射法》凡十六条,大抵出自临戎实践,语言明白晓畅。如云:“凡箭去,宁高而过的,慎勿低而不及也。此人人之病,记之记之。”末有俞氏与陈可贞往来书信各一通,皆言射理。《正气堂集》30卷,有民国南京国学图书馆影印明刻本,并有道光二十一年龙溪孙重鸿翻刻本。陈可贞事迹不详,名字唯见于明王鳌《震泽集》卷30《靳文僖墓志铭》,称他为“镇江卫指挥使”,以年辈论应是俞氏的师长。(96)俞氏《射法》影响甚大,明清射书多有转载,唐顺之《武编》收载其全部内容;戚继光《纪效新书》卷13之《射法》也全录俞氏书。又按,明赵用贤《赵定宇书目》也著录了“《射法》一本”,但未说明作者及其它任何情况,考虑到俞氏的影响,赵用贤的藏本很可能也是俞氏书。(97)
66、《射篇》一卷,《弓篇》一卷,明唐顺之辑,存。
  唐豪《中国武艺图籍考》著录。载唐顺之《武编》卷前5。(98)《射篇》内容系辑自《吴越春秋》;《弓篇》杂取唐王琚《射经》、俞大猷《射法》及《事林广记》等书内容而成,《武编》是一部类书性质的辑纂之作,其中没有唐氏自已的东西。唐顺之字应德,一字义修,学者称荆川先生,武进人。嘉靖已丑会试第一名。曾任兵部主事、翰林院编修等职,参与过御倭战争。唐以博学闻名,钱谦益称他“于学无所不窥,大则天文、乐律、地理、兵法,小则弧矢勾股、壬奇禽乙、剌枪拳棍,莫不精心扣击,究极原委,以资其经济有用之学。”(99)《明史》有传。(100)
67、《射法篇》一卷,明戚继光辑,存。
  唐豪《中国武艺图籍考》著录。戚继光《纪效新书》18卷本第13卷是《射法篇》,凡三十五条。《纪效新书》另有14卷本,是戚继光晚年在18卷本基础上重加删订增加补而成的,内容更较18卷本精炼充实。14卷本中,射法一篇被改置于卷3的《手足篇》,内容有所调整。如,原三十五条删去最末的“凡马”一条,剩三十四条;弓矢以外增加了《火箭解》、《弩解》、《耕戈解》等。唐豪《中国武艺图籍考》所著录的是18卷本,其云:“日人平山潜刻《纪效新书》,尝以《正气堂集》、王琚《射经》、高颖《学射正宗》三书校之。查戚书第一至第十六条,出《正气堂集》;第十七条出王琚《射经》。则其余十八条当出《射学正宗》。”于此可见戚氏《射法》是一部辑录之书,并非戚氏自已的著作,但高颖《射学正宗》比戚书晚出,戚氏不可能取材于高书,唐说有误。但戚氏在选择材料上确实显出过人之处,这正是《纪效新书》的特点之一。明代射书不一而足,而多是辗转稗贩之作,捃拾古义古训而并无多少切实可行的内容。俞大猷《射法》应是明射书中之精粹,是真正属于明代人自己的的著作。
68、《马步射法》一卷,明赵光裕辑,存。
《中国兵书知见录》著录。有两种版本,其一,《新镌武经标题正义》7卷,末附《阵法马步射法棍法》一卷,有万历十六年(1588)刻本、明末金陵唐锦池刻本等。又有《阵法马步射法棍法》一卷的单刻本,也是万历十六年余泗泉刻本。赵光裕事迹不详,他的《武经标题正义》一书万历年坊间多有翻刻本,似乎颇为流行。相信也是专为武学生应试编写的参考书,原书未见,内容待考。
69、《武家彀射谱》,著者佚名,赵光裕笺注,存。
《中国兵书总目》、《中国兵书知见录》著录,明赵光裕辑《重订笺注孙吴合编》附录,有明天启刻本等。日本荻生徂徕《射书类聚国字解》也收录了此书一部分文字并图式。原书未见,内容待考。
70、《武经射学正宗》三卷,明高颖撰,存。
  唐豪《中国武艺图籍考》著录云:“明高颖撰。案:宽正十年,平山潜尝引其书参订《纪效新书》,则《射学正宗》之着当在戚书前。李塨《学射录》亦引其文,予未见原书,不知世尚有传本否?”高书在戚书之后,已见前论。按,高颖及其《射学正宗》一向不为国内学者所知,明清公私藏书目录未见着录,只在李塨《学射录》卷一之末有两段引文,分别是“练头面法”和“练气之法”。美国学者谢肃方在《中国射术》一书中对高书做了详尽解说,并引译了主要内容,使我们得以了解这部书的大致情况。
经谢肃方先生慷慨赠予,知《武经射学正宗》有日本武德会大正十五年(1927)汉日对照刻本,分上中下三卷,上卷为《捷径门》,中卷为《辨惑门》,下卷为《择物门》。“捷径门”专讲审、彀、匀、轻、注五法,高颖以为以此五法为入门之径,“近不过百日,远不过期年,命中可几矣,其功最捷,故名其门曰捷径云”。“辨惑门”讲种种不正确的射姿和心态,讲习射者应有的心理修养,所见亦多有独到处。“择物”则专讲弓矢的制作、选材和射者对器物的调试选择等,这也是一般射书所不讲的。高书的确是一部内容明晰而讲求实效的书,是明代众多射书中难得的佳作。
高颖的《射学正宗》得以传存,与日本江户中期著名学者荻生徂徕有关。荻生徂徕(1666-1728)熟读汉籍,崇尚儒学,后来又热衷于《韩非子》的研究和韩非思想的复兴,终于形成具有“新法家”特点的“徂徕学派”,成为日本近代化的前期的重要思想准备之一。(101)荻生徂徕还对中国的射箭书深有兴趣,平生收集了不少中国射书,编成《射书类聚国字解》。(图三)这是一部中国明代多种射书的汇编本,徂徕通过对大量中国射书的阅读分析,认为中国流行的射书,特别是明代射书,其实大都出自几部射书,是几部古代射书的辗转稗贩而已,没有多少切实可用的内容。相比之下,高颖的书是少数几部内容实在而确有见地的书。这是它受到人们重视的原因。荻生徂徕的崇高名望,使他所编选的《射书类聚国字解》同样受到日本射箭者的推崇,高颖的《射学正宗》也受到日本武士的喜爱,以至这部在中国悄然无闻的射书,对日本的“弓道”产生了一定影响,并一直持续到了今天。
高颖生平不详。书的首页题“ 城高颖叔英父着,茂苑江起龙靖侯点次”,据之,知道高颖字叔英,嘉定人( 城是嘉定代称)。另据谢肃方《中国射术》提供的资料,高序作于崇祯10年(1637),序中自称已经老了,谢认为“这可以说明作者当时可能已经六十开外,而且他可能曾经活跃于十六世纪的抗倭斗争中。”谢还认为:“他的射学风格与其它人有一个有趣的差别,就是他不像其它人那样使用左手、右手这个词,而是用“持弦手”和“持弓手”来区分前后手。”由此推断高可能是一个左撇子。从日本大正本《武经射学正宗》中我们看不出这些内容来,谢文当另有所据。经查寻相关资料,高颖与明末嘉定黄淳耀有交往。黄的《陶庵全集》卷7有《高叔英先生像赞》一文曰:“崒然而见者高子之骨遒苍,穆然而藏者高子之神清沘。前观百世者高子之洞晓壬奇,射中秋毫者,高子之精能弓矢。若此者举非高子也?必也风光本地,描之不成面目本来,画之不似夫然后谓之高子。”(102)黄淳耀是崇祯癸未(16年,1643)进士出身,明亡后与弟弟黄渊耀一起入草庵自杀殉国,是著名的嘉定节烈名士。(103)高颖年辈应高于淳耀,故淳耀以“高子”相称。像赞提到高颖的状貌应是他的晚年的样子,他擅长六壬奇门一类数术,又精通射术,由此可大略想见其人风采。与高颖并列署名的江起龙,是清初一个颇有特色的武人。据雍正修《广东通志》卷43载,他是徽州人,顺治十三年任广东水师参将,驻防雷州白鸽寨通明港,起龙曾大加修饬,壁垒一新,军容颇壮。后迁为副将,移驻琼州,因出海捕盗舟覆殉难。雍正九年受封为“英佑骁骑将军之神”,准地方立庙祭祀。志载:“起龙为人仁勇忠直,故生着匪躬之节,殁显得涉之功。”《射学正宗》的印行很可能与此人有关,时间可能在明末,也可能已入清朝。高颖是射史上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人物,我们期待着更多史料的发现。
71、《杨修龄先生较定武经射学正宗》三卷,明高颖撰,存。
谢肃方《中国射术》有引录。封题“崇祯丁丑仲春高颖自述”,书首页题“ 城高颖叔英父着,茂苑江起龙靖侯点次”。全书由四部分构成,第一部分是《捷径门》,其内容与前揭《射学正宗》的第一卷《捷径门》全同;第二部分称《指迷集》一卷,内容是“录古人射法遗言”,凡七条;第三部分是《指迷集》二卷,内容是“录〈纪效新书〉射法”,共十七条;第四部分是《指迷集》三卷,内容是“录〈武备要略〉射法”,凡六条,即引录程子颐《武备要略》卷4的部分内容。高颖的两部《射学正宗》,内容有同有异,二者是何关系?这是目前尚不清楚的。校定者杨修龄,武陵人,是明末曾任太常卿的武陵人龙膺的外甥,万历间曾任侍御。杨氏以书法鉴藏闻名,故他的名字在明清间书法鉴赏书如《书法正传》、《书法离钩》、《石墨镌华》、《来斋金石刻考略》中时有所见。以杨氏在世的时间论,《射学正宗指迷集》的编刻应该在先,前揭《武经射学正宗》在后。
72、《弩考》无卷数,明孙堪着,存佚不详。
黄虞稷《千倾堂书目》卷13子部兵家类著录。明代专讲弩射的书不多,有人甚至认为古代弩法已经不传,《弩考》和程宗猷的《蹶张心法》,是明代不多的专讲弩法的书。惜《弩考》未见于明清其它公私书目,亦未见有引录者,疑已佚。作者孙堪,字公舆,余姚人,明代名臣孙燧之子,事迹附见《明史》卷289孙燧传。(104)孙燧仕为巡抚江西副都御史,宁王宸濠之变中抗节不屈而死。孙堪以孝闻,以父荫仕为都督佥事。曾与两个弟弟汇编有关制诰卷牍碑传等为《忠烈集》10卷,见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60。孙堪有《孙孝子集》20卷,亦见《千顷堂书目》卷24。
73、《射经》二卷,明李呈芬着,存。
唐豪《中国武艺图书考》、刘申宁《中国兵书总目》著录,有顺治三年(1646)两浙督学周南、李际期宛委山堂刊本。常见刻本收在《说郛续》卷36及《图书集成》卷280《射部汇考六》。黄氏《千倾堂书目》卷13兵家类称《射经》13篇,又载李呈芬有《知已知彼制胜》三编,附注:“灵壁人”。(105)按,明末曹于汴《仰节堂集》卷7有《结民心荐奇才议》一文,所荐“奇才”即“颖州武生”李呈芬。曹于汴字自梁,安邑人,万历二十年(1592)进士,官至左都御史,《明史》卷254有传。曹文称李呈芬“力能举重,射能决拾,智能审机。然此犹武弁所易能者也。乃其忠信节义,非礼不行,雅慕圣贤,竭赤军国。闻江西有道学,裹粮求之,得李储山而师之,笃行不怠。此亦今时所仅见者也。”颇疑即《射经》作者李呈芬。(106)但《千倾堂书目》说他是灵壁人,灵壁县明属安徽凤阳府,颍州则在河南,地望不符。疑《千倾堂书目》有误。清周中孚《郑堂读书记》引李呈芬总序云:“倭虏矢重弓劲,中之者必毙。彼近而始发,发必中人,乃华人徒畏之而不知用其所长也。故以所尝试师友之法,分篇十三,系之以歌诀,而射仪附焉。俟同仇者共力之。”据此,周中孚认为李呈芬此书“当成于嘉靖时,盖有慨于当时御倭而作也。” (107)
李氏《射经》有总论一篇,以下凡十三篇,起于《利器》,终于《考工》,每篇之末的歌诀浅显易诵。如第一篇《利器》,诀曰:“弓用轻,箭用长,搭箭得弦意怒强。开弓势,前后分阴阳;箭出门时一点功,平准狠去何用忙。”第九篇《审固》称戚继光为“南塘子”,引《纪效新书》卷13《射法篇》“射法中‘审’字,与《大学》‘虑而后能得虑字同。’”孰不知戚氏此篇全录俞大猷之《射法》,并非戚氏自已的著述。
74、《射义新书》二卷,明程道生着,存。
唐豪《中国武艺图籍考》、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子部艺术类著录,有明崇祯刻本、四库本。《四库全书总目·射艺新书提要》云:“《射义新书》三卷,明程道生撰。道生海宁人。是编上卷杂引《礼记》、《周礼》及各子史中言射之事,抄撮故事,无所发明。下卷则专言射诀,而所引只《武编》、《纪效新书》、《武经节要》、《射家心法》四种,亦皆纸上空谈,无济于用。末附杂记数则,载养由基神射法,具列咒词符箓,尤怪诞不经矣。”(108)按,程道生另有《遁甲演义》2卷,见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109,亦见程道生确有相信咒词符箓的倾向。《射义新书》前有葛定远、钱光绣、朱其弦三家序,葛、朱事迹无所考知,钱光绣则是明代一位有一定影响的诗词家。清沈季友《檇李诗系》卷41载:钱光绣字圣月,鄞县人,有《归来阁集》。(109)
今观《四库存目丛书》所收《射义新书》,明崇祯刊本,分上下两卷,又有杂记一卷,与《四库》作“三卷”者同。上卷内容如《四库提要》所云,是杂抄《礼记》以下经史各家有关弓矢的文字,随书抄引,漫无次序,亦多有鲁鱼豖亥之误。下卷收书五种,并非《四库存目提要》所说的四种。四库所依据的“浙江采进本”或非完帙。五种书中,除《武编》、《纪效新书》两种是常见书外,其它《武经节要》、《射法启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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